“渔”曲的出现的历史背景

　　　　　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，几不得脱。追者在后。至江，江上有一渔父乘船，知伍胥之急，乃渡伍胥。伍胥既渡，解其剑曰：“此剑直百金，以与父。”父曰：“楚国之法，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，爵执珪，岂徒百金剑邪！”不受…… 这一故事到了东汉赵晔撰著的《吴越春秋卷三•王僚使公子光传》里，情节演绎得更加生动，人物形象也更加充满张力。《吴越春秋》里说，伍子胥逃出昭关之后就来到大江边，情急之中，“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溯水而上”……“既渡，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”，“渔父”又为伍子胥“取饷”。食毕，欲去，伍子胥赠“百金之剑”，“渔父”不受；伍子胥又复“请丈人姓字”，“渔父”只说“吾为渔丈人”。故事的结尾是，――既去，诫渔父曰：“掩子之盎浆，无令其露。”渔父诺。子胥行数步，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。 而西汉著名学者刘向编撰的《新序•杂事第二》中，则是记载了一位看似憨痴、实际上却是大智若愚的“渔父”的故事。说楚国有一个渔父献鱼给楚王，并说：“我今天捕了很多鱼，吃不完，卖不掉，扔了又可惜。所以特来献给大王”。楚王的左右不满渔父“出言无状”，可是楚王听了，却心领神会，笑笑说，这个渔父可是一个仁人贤士啊。“余衍之蓄（多余的钱财），聚于府库……（而）境内多贫困之民”，今天渔父献鱼，就是“献余”，是用“损不足以补有余”的方式来开导我啊。于是楚王决定效法渔父分甘同味的高谊，开仓放粮，发布钱财，救济穷困的百姓；同时把后宫多余的宫女遣还民间，嫁给那些单身男子。“楚民欣欣大悦”，邻国的百姓也纷纷前来归附。――楚国由此走上了强盛之路。 从战国时期的《庄子》《离骚》，到两汉时期的《史记》《新序》《吴越春秋》，“渔父”的形象越来越丰富，也似乎越来越被士人所喜爱。东汉张衡在《归田赋》中 “无明略以佐时，徒临川以慕鱼，俟河清乎无期”的感慨，以及“追渔父以同嬉，超埃尘以遐逝”的愿望，大概就是后来隐逸诗、山水诗的先声。

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政权频繁更迭，给佛学东渐、道教流布和玄学勃兴，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缘，特别是讲究“明心见性”的禅学，认为不能离开世俗社会去追求涅盘境界，所谓“参禅不必在林下”（《维摩诘经》），“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；离世觅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”(《坛经•般若品》）解决了士人在出世、入世之间的困扰，呈现出儒、释、道相互羼入、交相渗透文化现象，以至于影响到当时和今后中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。从那时开始，“渔父”的形象就越来越复杂化，越来越多的人都可以从“渔父”那里得到自己的心灵寄托和精神慰籍。“渔父”“钓翁”就经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隐逸诗、山水诗中。